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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聊一聊花生的起源和传入中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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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中,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和江西修水山背遗址先后出土了植物籽粒

。由发掘单分别送交浙江农学院种子教研组和江西农学院植物学教研室鉴定。鉴定单位没有人参加现场发据,是根据送来的实物样品进行鉴别,结果在鉴定书中表明是花生的子粒。考古部门根据鉴定的结果在发掘报告中提出中国早在新石器晚期业已种植花生,花生是中国原产,并非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从美洲传入这一历来的结论。这个消息在报纸上披露以后,一时轰动了全国,接着有胡先啸等植物学专家在报上撰文表示怀疑,认为新石器晚期出土了花生是不可信的,花生从美洲传人的事实不能怀疑,也有一些考古学家对此表示怀疑,当时笔者也是怀疑者之一。

但是这个发掘报告的结论仍受到不少人的相信和肯定,并经常在有关书刊文章中加以美国奥利根大学地理系教授卡尔·约尼逊(Carl Jhonnessen)对于美洲大陆亚洲的史前交往很感兴趣,特别对美洲植物传入亚洲的时间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他认为像玉米、向日葵、花生、番茄等作物是明代传入中国的记载,是太迟了,应该要早得多。当他从中国文献中看到上述江西和浙江两处有花生出土的报道之后,便亲自跑到江西和浙江博物馆察看出土的花生标本,作了形态鉴定,对江西的实物认为可以肯定是花生,对浙江的标本,则因实物本身不全,反复观察以后,认为较难肯定。因为江西的标本可以肯定是花生,因而他也认为花生是早在新石器晚期业已传入中国。又因他从中国文献中看到有人提及《南方草木状》中的千岁子即是花生,他认为找到了远较明代为早的文献。

约尼逊不懂中文,他同我讨论花生的问题,顺便要我把《南方草木状》中千岁子这段文字找出来并翻译成英语。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在8年前,讨论玉米的问题,事后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这里不再重复。关于花生的问题,我们发生了相当大的分歧,有时争辩得很激烈,当然是学术的争鸣,不是争吵。他走后,我对这种学校《南方草木状》对干岁子的介超说千岁子“一子有二百余鞭”(古代称草木果实为“子”、鸡卵亦称“鸡子”),显然与花生无关。同时千岁子这个名称在(本草纲目拾遗》和《植物名实因考》中都指出又名仙人掌草,是一种攀涂在岩石上的植物,这两本书都是清人的著作,清时的花生已经很普通,如果干岁子即是花生的别名,不会不予指出。《南方草木状》又说干岁子的外形和内味都似肉豆

蔻,而内豆蔻是高大的乔木,高者可达30米以上,其果实亦与花生不同。二是,考古界有人径直认为既然出土的遗存经鉴定是花生,那么可以认为中国是花生的原产地,不是从美洲传来,即使后来从美洲传入花生,并不能否定中国早已有花生栽培这一事实。这里的“原产地”三字在农业史和农作物栽培学的人听来,不是一个普通名词,而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名词。说到原产地,每一种作物都有它自己的原产地,所以才有作物的多样性。花生的原产地在南美洲,以玻利维亚为中心,向周边的秘鲁、巴西、危地马拉、阿根廷扩散传播。秘鲁出土的最早花生在公元前2000~前3000年,花生的野生祖先种即野生花生基本上分布在以玻利推亚为中心及其周边地区。南美的花生是由操阿拉瓦克语(Arawakan)的印第安人所

我化栽培。南美的“花生属”(Arachis)共有70多个“种”(sqpcics),大部分没有被研究,已知的花生栽培种经过人们的驯化选择,共有两个“亚种”(uleperice)和4个“变种”(varicty)。巴西亚马孙河多雨地带还有一种多年生的花生,是专门种植当牧草和青饲料的。南美的花生资源如此卡富多样性,仅凭渐绩两处有花生子粒出土,当地又没有花生野生种,就说中国是花生原产地,显然草率了。南美的栽培花生都是一年生的,它们分布在半干早的多风少雨水地区,花生的植株形态和生理特征无一不显示它对环境的巧妙适应性,它的茎蔓是匐伏在地面生长的,这可以使它适应干早多风的环境,直立是会被风吹倒的。它的羽状复叶由两对即四张小叶组成,到傍晚日落不再进行光合作用时,两对小叶即闭合起来,紧贴于地面,蔓生的茎和会闭合的复叶,可以尽量减少水分在夜间的蒸发。一旦开花授了精,这受精的子房即钻入地下的抄土中慢慢发育成实,

因为如果在地上结实,那么花生的嫩英裸露在干旱多风空气中,水分将很快被风吹走,无法结实了。这就是花生为什么和其他作物不同,必须在地下结实的缘故。花生的学名Aruchis

hbpegacm,Arachis指结葵的植物,opagacm是地下的意思,即在地下结

莱果的植物。而新石器晚期时的浙江和江西并非多风半干早地区,而是多水的稻作地区,不可能会是花生的原产地,如果是的话,上述花生的一系列植栋和生理特性就成了不解之谜。

三是,花生被引入中国栽培以后,在环境改变和人工栽培驯化的压力下(也包括可能引人的类型),产生出半直立以至直立丛生、结类集中型的品种,非常便于收获,因为节约水分和抗风的必要性降低了,但它要求轻松沙性土壤的本性仍然不改,所以花生种在粘重排水不良的土中,产量始终不高。元明时引进花生只是开始,以后一直陆续从国外引进不同品种和类型的花生,使中国成了花生种植的重要国家。约尼逊教授在中国各地调查,发现中国的花生种类特别多,因而肯定了中国应是花生的早期故乡,他所谓早期即指新石器时期出土的花生。我告诉他中国花生的多样性不是起始于新石器时期,而是在再生引种之后,他对此似不能接受,当然我也无法同意他的看法。四是,一位历史学者对花生既出

现于新石器晚期,又不见历史文献记载的矛盾,作了折衷的解释:可能束期的花生因某种原因突然消失了,以后重新从明朝引入。约尼逊教授也持类似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早在新石器晚期,花生已从美洲传入中国本土,以后又再次从美洲引入。他们两位的解释是调和了二者的矛盾,从推理上把问题解决了,其实并没有解决。古籍上记载的那么多植物和农作物,只要它在文献上出现,就不会消失,有的名称增加了,记载增加了,有的名称少提及了,记载少见了,需要专家考证,名称虽然改变,植物本身仍在。典型的像先秦时的裁,汉以后改称豆、大豆,不能说是表消失了;古籍的雕胡、蒋等名称少见了,代之而起的称菱白,并非题胡和蒋消失了。据此,如果史前有过花生,它必有名称,不管它叫什么,总有个称呼,这个称呼应该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所有的农作物和自然界植物的名称,都是先有口语称时呼,在文发明以后才用文字记载下来。史前的神话人物像伏额氏、神农氏、盘古氏等,没有具体的人物形黄,通过世代相传、都很生动地保存下来,为什么像花生这样重要的作物连个流传的名称和传说都没有呢?五是,约尼逊坚持花生早在新石器晚期传入中国,认为江西出土的实物便是铁证,至于新石器晚期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原始人怎样来往,有何证明或线素等,似不在他的兴趣和视野以内。他强调花生出土的实物和碳十四鉴定的年代,就是证据。至于有史以后花生的消失不见,也不在他考虑之列,这样,就陷于孤证,是欠说服力的。以上五点,我以为可以反证花生早在新石器晚期即已在中国栽培的结论还未成熟,以及有史以后长期不见诸文献是因花生突然消失的解释,很难成立。浙江的出土花生因样品不够理想,已取消陈列,转入仓库,留供专家研究。剩下江西一处的花生,也可留特专家进一步研究。至于花生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即已传入中国的事实,在元朝贾铭的《饮食须知》中已经提及花生,可以证明。今后不断追索,可能还会发现更早些的年代,但估计不会提得很早,因为在明朝文献中,许多人都对花生这个作物非常陌生而惊异。从小小一个花生问题也可以看出现代学科细分以后带来的烦恼,每个学科都从自己这个视野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可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就会发生抵触和矛盾。如果各自坚持各自的观点,不能取得共识,实际上会妨碍接近问题的本质。而要求对方改变看法也是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最后只有各按各的理解去作结论。花生的问题从出土到现在已经40年了,至今仍然是各说各,看来还不到取得共识的时候。

附带还有点感触,约尼逊是退休多年的教授,年逾七句了,但精力充沛,吃苦耐劳,他可以申请到研究基金,老远地从大洋彼岸跑到中国、印度,到处探寻美洲作物传入亚洲要远

早于哥伦布的证据,这种精神令人深深敬佩。对照我国,退休教研人员已没有申请研究基金的资格,就是年轻的教研人员可以申请的,也会因这种研究课题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而无人提

供。如果我们的人员有基金可以跑到南美洲考察花生,就会对花生和其他作物问题作出较为全面的判断。在眼花缭乱的市场经济下,

一掷千金的挥于学术研究的无米之炊和才智发挥的抑制影响似仍没有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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